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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8881366:北方青铜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物

19 8月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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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中原地区正处于社会剧烈变革之时。生活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广大地区的北方民族,也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在器类、器形、纹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展现出了独特的北方特色。

内蒙古鄂尔多斯是我国是我国青铜器分布最广,出土量最多的的地带。是我国北方文化的最具代表性器物之一。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
从19世纪末叶开始,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器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2006年这个市建成青铜器博物馆,展出各类青铜器等文物900多件,成为鄂尔多斯市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景线。
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物。按用途分类大体可分为兵器、工具、装饰物品、生活用具、车马器等几大类。其中,青铜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青铜短剑的长度一般在25至30厘米左右,剑身的宽度在2.5至3厘米左右。剑身扁平,平面略呈柳叶形,横截面呈扁菱形,有的剑身中部有圆柱状脊,直刃,剑身与剑柄之间设“一”字形或两端呈斜翼状、舌状突起的剑格,绝大多数为直柄,少数为曲柄,柄首端极具装饰性。有专家指出,作为凶猛彪悍的早期北方民族所使用主要兵器之一的短剑,昭示马背民族勇猛、善战,敢于近身肉搏的精神。

“北方青铜文化”覆盖地域辽阔,文化内涵丰富,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独特,是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一枝奇葩。“北方青铜文化”源于夏商时期,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具规模,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得到了长足发展,春秋中期至战国达到鼎盛;异彩纷呈的各种青铜动物纹饰牌,在秦汉时期,为“北方青铜文化”留下了最后的辉煌。“北方青铜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融合了中原地区及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形成了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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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青铜文化”中的器物按用途可以分为兵器和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车马器四个大的类别,是北方先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青铜器生动的造型和独特的纹饰风格,洋溢着浓郁的草原风情。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圆雕青铜饰件,种类有伫立的羚羊、卧马、狻猊等,造型生动,制作精美,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动物脚下都设有或圆或方的管状銎,专家把这类器物称为“杆头饰”。民族学研究学者指出,古代先民崇拜大自然中的生物,将它们视为图腾,依仗它的神力保佑族群的平安,这是许多原始民族共同的习俗。而将崇拜物形象装饰于杆顶或杖端,则是早期北方民族图腾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诸如此类性质的器皿还有很多,而闻名遐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尽管是以日常实用器皿为主,但属于首领、神职人员等使用的、具有特殊使命的器类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由于这类器皿身份的不同,包括附着在它们身上的装饰纹饰,具有不同的寓意和深邃的内涵。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饱含生动、奔放、性野、彪悍个性的青铜器,生动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面貌,透过这些青铜器参观者不仅对我国北方游牧文明会有全新的了解,同时对5000年中华文明的多元化融合会有全新的领悟。

“北方青铜文化”的摇篮——朱开沟

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朱开沟村,“朱开”是蒙语“心脏”的意思。这个连续发展的文化遗存,属于衔接紧密、一脉相承的代表性的地方考古学文化。

距今4200年~3500年前的朱开沟人,居住在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的浅地穴式房屋里,饲养着大量的猪、牛、羊等家畜,制作了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的陶器。从朱开沟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耳环、指环、针、锥等青铜装饰品和小件工具;到了晚期,还出现了青铜戈、短剑、刀等兵器和工具,拥有了青铜铸造技术。

距今2000年前,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人类集团的生存方式从以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以半农半牧为主,他们制作的蛇纹陶鬲、青铜短剑和青铜刀颇具地方特色,青铜文化在朱开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并成为那个时期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的代表,朱开沟遗址也因此成为我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彰显民风的实用器具

北方民族使用的青铜器,在功能上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较大不同,中原地区主要用青铜制作礼器,而北方民族则多用于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生活实用器的制造。

北方民族使用的兵器主要有青铜短剑、镞和鸭嘴斧,而便于携带的各式铜刀则是他们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还有青铜斧、流星锤、棍棒头等,也是颇具北方民族特色的工具;凿、锥、勺、匙、镜、针等,则是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

1.勇士身份的象征——青铜短剑

青铜短剑一般长25~30厘米,剑身宽2.5~3厘米,样式多种多样,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是“北方青铜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青铜短剑在南起河北,北至吉林,东起辽东半岛,西至内蒙古、山西的范围内,特别是沿长城一线都有出土,剑锋锐利,造型精美,是武士们随身佩戴的重要武器之一。

(双环首鹰头格青铜短剑,春秋战国之际,长27.5厘米,宽4.7厘米,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2.常见生活用具——青铜刀

青铜刀是我国先民最早使用的金属工具之一,也是早期北方民族日常使用较为频繁的生活用具。形体较大、刀身较直的青铜刀一般长25厘米左右,多用来宰杀、切割动物;形体较小、刀身较短的青铜刀一般长10厘米,可用于皮革加工等。

(卧虎纹柄青铜刀,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长22.3厘米,宽1.8厘米,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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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浓郁的民族装饰用品

北方民族使用的装饰品有头饰、项饰、服饰等,这些装饰品种类繁多、造型富于变化、制作精美,洋溢着浓郁的北方民族风情,是“北方青铜文化”中的华彩篇章。

(包金卧羊带具,战国时期,长9厘米,宽5.3厘米,长11.7厘米,宽7厘米,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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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具魅力的青铜透雕带饰

青铜透雕带饰是“北方青铜文化”中一个颇具魅力的类别。以各种艺术造型饰件组成的带饰,是北方青铜器中最精彩的部分,这些作为人们日常佩带的装饰品,一般包括带扣与扣饰、动物纹饰牌、带钩和各种饰件等,其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晚期,延续至西汉前期,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广为流行,分布地区十分广泛。

(虎咬鹿形金饰牌,战国时期,长13.2厘米,宽7.8厘米,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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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再现高超驭术的车马具

车和马一直是北方民族主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也是他们主要的家庭财产,对马的驾驭、保护和装扮,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各类车马具也属于“北方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车马具包括车器和马饰两个部分,车器主要有铃、各种动物造型的辕饰、杆头饰等;马饰主要有马衔、马面饰、节约等。

(盘角羊头形铜饰件,战国时期,长20.5厘米,内蒙古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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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四射的原生态造型艺术

“北方青铜文化”鲜明特征和独特风格的形成,与北方民族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北方先民们用白描手法表现动物以及动物之间关系的青铜制品,不加任何修饰,是他们智慧和思想的物质载体,充分表达了他们率真的性格;稚拙的造型,体现着特殊的生存环境所造就的独特胸襟和情怀。

这些原生态的艺术作品,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母题进行创作,颇具地域特点,在我国北方分布较广,在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也十分盛行。北方民族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大多数都采用双模合范的铸造方法,形制规整,合范严谨,纹理清晰,工艺娴熟;还有一些纹饰特别复杂的金饰牌则采用与中原失蜡法相类似的失织失蜡法制成。青铜制品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体现着那个时代北方民族的审美情趣和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

(伫立怪兽纹青铜鎏金饰牌,战国时期,长6.4厘米,宽4厘米;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

早期北方民族的崛起

西周时期北方民族主要是“戎”人为主,到了春秋时期以“狄”人为主,而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战国晚期,生活在长城一带的北方民族又被称为“胡”人,也就是后来的匈奴人,他们最终成长为我国北方可以与中原王朝抗衡的一个强大民族。

1.融入多种文化因素的马家塬墓地

甘肃省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共发掘14座战国时期的墓葬,属于“北方青铜文化”的一部分。墓葬的随葬品,包含有北方草原文化、欧亚草原文化、秦文化和西戎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反映出这里正是当时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要地区之一。墓主人可能是战国时期西戎的一支。

2.连通欧亚大陆的“草原之路”

“北方青铜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与邻近的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与东北的夷族和西域诸族有过频繁的接触。特别是游牧民族强盛之后,“北方青铜文化”不仅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而且在它征服欧亚草原诸族时,大量吸收和引进了欧亚草原的本土文化,为中华文明的最终形成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文化带成为连通欧亚大陆的“草原之路”。

秦与北方民族

秦在从公元前770年建国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的数百年间,一直处在与北方民族的各种纷争之中,在这不断的纷争中,秦国由弱变强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在秦国不断走向强大的同时,匈奴族也在南起阴山山脉、北抵贝加尔湖、东至辽河、西逾葱岭的辽阔区域内繁衍、壮大,并留下了他们的生活足迹,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阻隔——长城的修筑与影响

从战国中晚期开始,燕、赵、秦三国为了巩固自身的势力范围,防止游牧民族夺回被他们占领的土地,筑“墙”御“马”,修筑了长城。

“北方青铜文化”带的发展与衰落,与长城的修筑密切相关。从考古遗迹中可以看出,长城建成之后,处于长城以外的北方文化因素获得了继续发展,并受到来自欧亚草原更深的影响,而长城以内的北方文化因素则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独具鲜明特点的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带最终由“带”变成了“线”。

2.融合——直道的修建与作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抵御北方强大的匈奴族的侵扰,于始皇三十五年开始征调民夫数十万人,历时两年多的时间,修筑了北起九原郡、南抵咸阳附近的云阳县、全长1800里(约相当于现在的700多公里)、平均宽度30米的车马快速干道——直道。

秦直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沟通中原地区与北方边陲的重要通道。直道修成以后,除在军事上具有威慑力以外,也为南北政令的统一传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秦帝国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

(《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8日4版 文/彭 文 张 宁 图/夏居宪 郭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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